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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企业看到了新的需求，希望通过创新去调整供给，满足新的需求，但难以做到。这就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。有的企业创新产品刚刚推出来，很快就被别人模仿，模仿的生产成本更低，结果企业的创新成本还没收回来就被冒牌产品击垮了。在这种环境中怎么创新呢？大家都去模仿，就只能在一个低水平上循环，在低水平上扩张，一直扩张到卖不出去，严重过剩。还有一点，政府该干的事情，比如技术标准的制定和更新缓慢，就会导致低标准的生产，低端供给无法满足高端需要；标准更新缓慢，也使生产无法跟上消费升级的步伐。这里面还有社会因素的影响。比如人们常说要凭良心做事，现在有多少人做事在凭良心？现在医疗、教育、装修、建房等等，应当说监管非常严，在这么严的情况下还要出问题。如果只是为了钱而不讲良心，监管再严也做不出什么高品质的东西来，所以高质量的供给就会很难，这是社会因素。这些都会导致供给无法跟上需求的步伐。

法国在巨大争议中通过欧加自贸协定；①尽管法国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欧盟与加拿大自贸协定，但反对和弃权票众多，加之法国民众尤其是农民的反对，让法国政府面临不小的压力，欧加自贸协定落地阻碍重重；②日前，法国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协商长达7年的欧盟与加拿大自贸协定（CETA），并将法案提交参议院审议。欧加自贸协定于2017年获欧洲议会批准，并进入欧盟成员国与地区级别议会逐个审议阶段，目前已有14个国家通过了该法案。但是，受法国国内农业与环保领域反对人士持续抗议影响，该协定审议进程极为艰难，凸显法国在对加经贸往来方面存在复杂心态；

财政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，做出调整的基本依据就是权衡公共风险、财政风险。公共风险决定了财政政策调整的必要性，而财政风险决定了财政政策调整的可能性。政策制定直接从风险入手，把不确定性纳入到分析框架中，而不是当作外生变量。财政政策在当前形势下要更加积极、更加有效。何谓更加积极？从前瞻性的角度来说，针对不确定性，注入确定性。当看到经济循环中的风险链条在形成，政府就得采取措施，对一些风险链条进行隔离，尤其是对一些重点的企业采取相应的救助措施。2007年美国刚出现次贷危机的时候，政府也不打算救助。当美国财政部开始对一些问题企业救助的时候，很多经济学家包括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联名写信说，不应该拿纳税人的钱去救那些企业。但是在巨大的风险现实面前，美国面临金融体系崩溃的公共风险，要把教科书的规则先抛在一边，把传统的价值理念暂时搁一搁。巨大的公共风险颠覆了既有的观念与规则。

所谓“两改善”，一是经济结构在继续改善。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继续增强，无论是投资还是市场销售的增速都快于出口增速。在内需当中，消费的增长又继续快于投资的增长，内需结构在继续优化。从产业结构来看，工业当中的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当月增长分别是8.9%和8.5%，都是明显快于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长；服务业当中的现代服务业，像信息技术、软件传输业、商务及租赁服务业，增长都快于全部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。这是经济结构在改善。

④日元投资者目前应该坚持看多（汇通财经APP）澳大利亚国民银行：周三澳大利亚公布二季度CPI，若不及预期，恐8月降息；澳洲联储之前曾表示，“如有需要”，将会把进一步降息纳入考虑范围。这就使得周三公布的澳大利亚第二季度CPI数据对市场预期而言格外重要，这是澳洲联储倚重的核心通胀指标，市场预计季率为0.4%，年率为1.5%，均低于澳洲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的预期。在整体通胀上如果出现任何程度的不及预期，都可能增加澳洲联储8月降息的概率。（汇通财经APP）

所以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，像阴阳一样可以反转，既相生也相克。当财政风险作为一种政策工具，使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，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。过去说经济决定于财政，财政反作用于经济。用不确定思维来看，这种表述是有问题的，问题在于这是一种确定性思维。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经济决定财政，财政反作用于经济，它是有条件的，有时候财政也决定经济，要看是在什么条件下。有人说要看长期趋势，但短期趋势和长期趋势也不一样。从历史上来看，很多时候是财政出了问题把经济搞死了，甚至还搞出了政治危机。中国历史上皇朝的更迭与财政都有密切关系，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变化基本上都是财政的变化。